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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节：赢的是运气
这是第一赢，可以说赢的是运气。
还有第二赢，赢的却都是我们的血本。
就在这52个小时期间，他们把师旅级以上单位的通讯设备，上下联络的频率、时间、呼号等等，统统变了。
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我们偷偷摸摸十多年来苦苦积攒起来的全部侦听资料、经验和手段、技术等等，一夜间全给洗白了，全等于了零。
他们就这样把我们甩得远远的，一时间，我们所有的人员、技术、设备等都形同虚设，用我们行话说那叫：701瞎眼了。
想想看，在那个随时都可能爆发战争的年代里，这有多么可怕！02事情层层上报，最后上面传达下来一句话：我们不喜欢打仗，但更不喜欢被动挨打。
这意思很明确，就是必须改变这种局面。
然而，要指望701在短时间内改变局面显然是不可能的，迫不得已，总部只好紧急启用地面特工，即行动局的人。
但这样获取情报的风险太大，而且截取的情报相当有限，只能是权宜之计。
要彻底改变局面，除了让侦听员把失踪的敌台找回来，没有第二个办法。
为尽快找到失踪的敌台，701机关临时成立了一个办公室，专门负责四方奔走，招贤纳才。
办公室由701头号人物钱院长亲自挂帅，四号人物吴副院长（兼监听局局长）直接领导，下面有7个成员。
我就是成员之一，当时在监听局二处当处长。
在总部的协助下，我们很快从兄弟单位抽调到28名在侦听界享有声誉的专家能人，组成了一支"特别行动小组"，每天在茫茫的无线电海洋里苦苦搜索，寻觅失踪的敌台。
我们的努力是双倍的，但收获并不喜人，甚至十分令人担忧。
特别行动小组，加上701原有的侦听队伍，浩浩xxx人，每天24小时忙碌，一个星期下来，却仅仅在45个频率上听到了敌台的声音，而且都是转瞬即逝。
要知道，军用电台不像民用广播，后者使用的频率是不变的，而前者使用的频率少说是一天三变：上午一套频率，下午一套，夜间一套；三天为一个周期。
这就是说，一个最低密度的军用电台，它至少有九套频率（3套x3天）。
一般的军用电台通常有15或21套频率，至于个别特殊电台，它变频的周期有可能长达一个月，甚至一年，甚至没有周期，永远都不会重复使用频率。
据我们了解的情况看，对方师旅级以上单位至少有100部电台在工作。
换句话说，我们至少要侦听到他们100部电台的声音，才能比较全面地掌握敌情，好让高层做出正确的战略部署。
如果一部电台以平均18套频率计算，那么100x18=1800套频率。
而现在一个星期过去了，我们仅仅找到了45套频率，只有最起码要求的2。5%。
以此类推，我们少说需要25个星期，即将近半年时间，才能重新建立正常的侦听秩序。
而总部给我们的极限时间只有3个月。
很显然，我们面临的现实十分严峻！03说来奇怪，虽然同在一个院子，他是大领导，我是小领导，要说应该是有交往的。
但就是没有，怪得很。
我是说，以前我还没有正面地接触过我们院长，钱院长，只是不经意地碰到过几次，点头之交，认识而已。
给我印象是个子很高，块头很大，长相很英俊，但对人很冷漠，老是板着脸，不苟言笑的，像个已淡出绿林的武士。
单位里的人都害怕他，怕他沉默中的爆发，有人甚至因此给他取了个绰号，叫"地雷头头"，意思是碰不得的。
这一天，我正在打电话，他突然气冲冲地来到我们办公室，进门二话不说横到我面前，抢过了我手上的话筒，狠狠骂道："我从半小时前就开始给你们打电话，一直占线，说，你在打什么电话，如果不是工作电话，我就撤掉你的职务。
"好在有我们吴局长作证，我打的是工作电话，而且就是联系侦听员的事，是最无可指责的，否则我这个处长就天上飘去了。
由此可见，"地雷头头"真正是名不虚传啊。
平静下来后，首长（钱院长）对我们招贤纳才的工作提出质疑，认为我们老是在"圈子内"挑来选去，收罗到的或正在收罗的只是优秀的侦听员而已，而701现在更需要在听觉方面有过人之处的怪才偏才，甚至天才。
他建议我们打开思路，走出圈子，到社会上或者民间去寻找我们需要的奇人怪才。
问题是去哪里找这样的人？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找到这样的人要比找到失踪的电台还困难。
首长对我们提这种无理要求，让人感到他似乎已经有些失去理智。
其实不然。
其实他已打探到这样一个人，此人姓罗，曾经是国民党中央乐团的专职调音师，据说还给宋美龄调过钢琴，后者十分赏识他，曾亲笔赠他三个字：罗三耳。
解放前，在南京，罗三耳的名字总是和蒋夫人连在一起。
解放后，他改名叫罗山，移居上海，现在是上海音乐学院的老师。
走前，首长把这个人的联络方式，并同一本由总部首长（一位著名的领导人）亲笔签发的特别通行证丢给我们局长，要求我们即刻派人去把"他"请到701。
我曾经在上海工作过几年，对那里情况比较熟。
可能是这个原因吧，我们局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。
04怀揣着首长恩赐的特别通行证，我的秘密之行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善待和礼遇，几乎在任何环节上我都可以做到心想事成，并被人刮目相看。
只有一样东西无视了我，那就是不通人性的运气。
是的，我有神秘的通行证，但没有神秘的运气。
就在我来上海前不到半个月，我要带的人，罗山，或者罗三耳，这个混蛋因为乱搞男女关系事发，被当时上海市文艺界一位响当当的大人物送进了班房——罗把他闺女的肚子搞大了！我想过的，如果仅仅如此倒也罢了，或许特别通行证还能帮我峰回路转。
可问题是这混蛋的屁股上还夹着根又长又大的"罗三耳"的尾巴，这时候自然要被重新揪出来。
新账老债一起结，他似乎料定自己难能有翻身之日，于是骗了个机会，从班房的一幢三层楼上咚地跳了下来。
算他命大，没摔死，但跟死也差不多了。
我去医院看他，见到的是一个除了嘴巴还能说话，其他可能都已经报销的废人，腿脚摔断不说了，从大小便失禁的情形看，估计脊椎神经也断了。
我在他床前呆了有半个小时，跟他说了两层意思：第一层意思，我告诉他，我本来是可以改变他命运的，但现在不行了，因为他伤得太重，无法为我们效力——起码是在我们有限的极限时间内；第二层意思，我询问他，在他认识或知道的人中间，有没有像他一样耳朵特别好使的人。
第5节：古老的象征
他一直默默听着我说，一动不动的，像个死人，直到我跟他道过别，准备离去时，他突然喊了一声"首长"，然后这样对我说："过黄浦江，到炼油厂，那里有条黄浦江的支流，顺着支流一直往下走五里路，有一个叫陆家堰的村庄，那里有你要找的人。
"我问这个人叫什么名字，是男是女。
他说是个男的，名字他也不知道，接着又向我解释说："这无所谓的，等你去了，问村子里任何一人都行，他们都认识他。
"05沿河而扎的陆家堰村庄，似乎比上海城还要古老，房子都是砖石砌的二层楼，地上铺着清一色发亮的石板和鹅卵石。
下午两点多钟，我顺着陆家堰码头伸出去的石板路往里走，不久，便看见一个像舞台一样搭起的井台，一对妇女正在井台上打水洗衣。
当我并不十分明了地向她们说起我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人时，两人却似乎很明白我要找谁。
其中年纪稍长一点的妇女这样告诉我："你要找的人叫阿炳，他的耳朵是风长的，尖得很，说不定我们这会儿说的话他都听见了。
他现在肯定在祠堂里，你去那儿找他就是了。
"她伸手给我指了一下。
我以为她指的是眼前的那幢灰房子，结果她说不是的。
她又伸手指了一下，对我说："呶，是那一幢，有两个大圆柱的，门口停了一辆三轮车的。
"她说的是胡同尽头的那幢八角楼，从这儿过去少说有百米之远。
这么远，他能听得到我们说话，那怎么可能是人？老美最新型的cr-60步听器还差不多。
我忽然觉得很神秘。
祠堂是陆家堰村古老和富足的象征，飞檐走角的，檐柱上还雕刻着逢双成对的龙凤和狮虎。
古人为美刻下它们，如今它们为岁月刻下了沧桑。
从随处可见的斑驳中，不难想像它已年久失修，但气度依然，绝无破落之感，只是闲人太多，显得有些杂乱。
闲人主要是老人和一些带娃娃的妇女，还有个别残疾人。
看得出，现在这里成了村里闲散人聚集的公共场所。
我先在祠堂的外厅转了一会儿，然后才步入里面的正堂，见里面有两桌人在打"车马炮"——一种在南方盛行的民间纸牌，还有一桌人在下象棋。
虽然我穿着朴素，并且还能说一口基本能乱真的上海话，但我的出现还是受到四周人的注目。
我转悠着，窥视着，指望能从中猜认出阿炳。
但感觉都似是而非的。
有一个手上吊着绷带的孩子，大概有十一二岁的样子吧，他发现我手上戴着手表，好奇地一直尾随着我，想看个究竟。
我取下手表给他看，末了我问他阿炳在不在这里。
他说在的，就在外面，说着领我往外面门厅走来，一边好奇地问我："你找阿炳干什么？""听说他耳朵很灵光是不是？""你连这个都不知道？看来你不是我们村里人。
"看我点头后，他马上变得神秘地告诫我，"你别跟他说你不是我们村里人，看他能不能听出来。
"笑了笑，又说："不过，我想他一定能的。
"来到外厅，孩子左右顾看一下，便领我到一个瞎子前，大声喊起来："阿炳，来，考考你，他是谁家的人？"这个瞎子刚才我一来这里就注意到的，坐在小板凳上，抱着根拐杖，露出一脸憨笑，看样子不但是瞎子，还像是个傻子。
我怎么也想不到，罗山举荐给我的居然是这么个人，又傻又瞎的。
这会儿，他听孩子说要考他，似乎正是他等待已久的，立即收住憨笑，一脸认真地等着我"开口说话"，把我弄得糊里糊涂的，一时有些不知所措。
"说话啊，你，快说话。
"孩子催促着我。
"说什么？""随便说什么都可以。
"我稍一犹豫，孩子又惊惊乍乍地催促我，"快说！你快说话啊！"我觉得这样不太好，好像我们合伙在欺负一个瞎子似的，所以我想都没想，就以一种支吾的口吻对他说："你好阿炳听说你的耳朵很灵光，我是来"我话还没说什么，只见阿炳双手突然朝空中奋力一挥，叫道:"不是。
他不是我们村里人。
"他的声音闷闷的，像从木箱里滚出来的。
说真的，我没有因此觉得他听力有多么了不起，毕竟我的上海话不地道，说的话和这里人说的虽是大同，却有小异。
我甚至想，换成我，哪怕让我闭上眼睛，他阿炳，包括这里任何人，只要开口说话，我照样听得出他们不是上海城里人，而是乡下的。
这是一回事。
难道这就是他的本事？正在我疑惑之际，孩子已经节外生枝，给我闹出事情来了。
这孩子我发现是很调皮的，他存心想捉弄阿炳，硬是骗他猜错了——"哈哈，阿炳，你错了，他就是我们村里人！""不可能""怎么不可能？他是我在北京工作的叔叔。
""不可能！"这一回阿炳否定得很坚决，而且还很生气地——越来越生气，咬牙切齿地，最后几乎变得像疯癫了一样地发作起来："不可能！绝对不可能！你你是骗子！你骗人！你骗我！你你你们万家的人都是骗子！都不是好东西！骗人的东西！骗子！骗子！"骂着骂着，脸变得铁青铁青，浑身跟抽风似的痉挛不已。
旁边的人见此都围上来，一个城里人模样的老者像哄小孩一样哄着安慰他，还有位妇女一边假作抡起巴掌威胁要掴孩子耳光，一边又暗暗示意他快跟阿炳道歉，孩子也不情愿地上前来跟他认错道歉。
就这样，好不容易才让阿炳安静下来。
这一切在我看来简直怪得出奇。
如果说刚才是我把他看作傻子，那么现在该说是他让我变作傻子了，前后就几分钟的时间，我看到的他，既像个孩子，又像个疯子，既可笑，又可怜，既蛮横，又脆弱。
我感到神秘又怪诞。
06世界有时候很小，那个城里人模样的老者原来是罗山一个单位的，几年前才退休回来村里养老。
不用说，罗山是通过他知道阿炳的。
老人告诉我，阿炳是个怪物，生下来就是个傻子，3岁还不会走路，5岁还不会喊妈。
5岁那年，阿炳发高烧，在床上昏迷了三天三夜，醒来居然会张口说话了，可眼睛却又给烧瞎了，怎么治也治不好。
奇怪的是，虽然什么也看不见，但他知晓的东西似乎比村里任何一个明眼人还要多，庄稼地里蝗虫成灾了他知道，半夜三更村子里进了小偷他知道，谁家的媳妇养了野男人他知道，甚至谁家住宅的地基在隐秘地下沉他也知道。
这一切都得益于他有一双又尖又灵的神奇的耳朵，村子里有什么事，别人还没看见，他已经用耳朵听见了。
第6节：幸灾乐祸
有人说他耳朵是风长的，只要有风，最小的声音都会随风钻进他耳朵。
也有人说，他身上的每一个汗毛孔都是耳朵，因为人们发现，即使把他耳朵堵住，堵得死死的，他的听力照样胜人一筹。
可以这样断言，阿炳的耳朵是了不起的，靠着这双耳朵，他虽然双目失明，但照样能够凭声音识别一切。
老人认为，凭阿炳出奇的听力，最合适去当个乐器调音师，所以一度想让罗山认阿炳做个徒弟，好让他谋碗饭吃。
但罗山来村里看见他这样子（又瞎又傻），断然不肯，阿炳母亲，还有村里很多人求他都不肯。
老人认为罗山是个自私的人，对他现在的结局（我告诉他的），老人没有幸灾乐祸，但也没有一点悲伤或者惋惜什么的。
就在我跟老人聊谈期间，有人抱着个小男孩又来"考"阿炳了。
孩子才一岁多点，还不会说什么话，只会跟人喊个叔叔阿姨什么的。
从穿戴上看，孩子不像村里人，说的也是普通话。
来人把孩子丢在阿炳面前，一边引导孩子喊"阿炳叔叔"，一边要阿炳"耳测"他是谁家的孩子。
孩子鹦鹉学舌地喊过一声"阿炳叔叔"后，就抓住阿炳手上的拐杖，叽叽呀呀地要抢过来玩。
就这时，阿炳用一种没有丝毫犹豫的语调一口气这样说道："这是陆水根家老三关林的孩子，是个男孩。
我不会记错的，关林出去已经九年零两个月又十二天了，在福州xxxx部队上当兵，出去后回来过四次，最近一次是前年的端午节，是带着他老婆回来的。
他老婆跟我说过话，我记住的，是个北方人。
这孩子的声音像他妈，很干净，有点硬。
"虽然说话的声音还是有点发嗡，但已全然不见刚才那种紧张、结巴，感觉像在背诵，又像是一台机器在说，这些早在他心中滚瓜烂熟，只要他张开嘴，它们就自动淌出来了。
老人向我解释道，他们陆家堰是方圆几十里出名的大村庄，有300多户人家，大大小小近2000人，村里人没有谁能够把全村人都有名有姓、有家有户地指认出来。
惟独阿炳，不管大人小孩，不管你在村里还是在外地生活，只要你是这村子的人，父辈在这里生活或者生活过，然后你只要跟他说上几句话，他听声音就可以知道你是哪家的，父母是谁，兄弟姐妹几个，排行老几，你家里出过什么事情等等，反正你一家子的大小情况，好事坏事，他都能如数家珍的报说出来，无一例外，少有差错。
刚才这孩子其实是生在部队长在部队的，这还是第一次回村里来，但依然被阿炳的耳朵挖得知根知底。
我惊诧不已。
我想，这个又傻又瞎的阿炳无疑是个怪人，是个有惊人听力和记忆力的奇才，当然就是我要找的人。
村里没电话。
当天晚上，我赶回城里，要通我们局长的电话，把阿炳包括姓罗的情况作了如实汇报。
该要的人不行了，想要的人又是个瞎子傻子，我们局长犹豫再三，把电话转给了院长大人。
院长听了汇报后，对我说:"俗话说，十个天才九个傻子，十个傻子一个天才。
听你这么说，这人可能就是个傻子中的天才，把他带回来吧。
"07第二天清早，我又去陆家堰。
想到昨天来回一路的折腾，再说今天还要带个瞎子走，这次我专门租了一艘游艇来。
游艇在码头等我。
我第二次走进了屋密弄深的陆家堰村。
离祠堂不远，门前有7级台阶，走进去是一个带天井和回廊的院落，里面少说有七八家住户。
村里人告诉我，30年前的一个夜晚，这个院子曾接待过一支部队，他们深夜来凌晨走，这里人甚至不知道他们是哪方部队。
但是谁都知道，他们中肯定有一人让这儿裁缝家的女儿受了委屈或者欺骗。
10个月后，裁缝家没有婚嫁的女儿无法改变地做了痛苦的母亲。
30年后的今天，这里一家敞开的门里依然传出缝纫机的声音，就在这间屋子里，阿炳母亲接待了我。
她是村上公认的最好的裁缝，同时也是全村公认的最可怜的女人，一辈子跟自己又瞎又傻的儿子相依为命，从没有真正笑过。
在她重叠着悲伤和无奈的脸上，我看到了命运对一个人夜以继日的打击和磨难。
还没有50岁，但我看她更像一个年过七十的老妪。
靠着一门祖传的手艺，母子俩基本做到了衣食无忧，不过也仅此而已。
开始，阿炳母亲以为我是来找她做衣服的，当我说明是来找阿炳时，母亲似乎也就一下明白我不是本村人。
因为，村里人都知道，每天上午阿炳总是不会在家的。
因为耳朵太灵敏的缘故，每当夜深人静，别的人都安然入睡了，而阿炳却常常被村子里"寂静的声音"折磨得夜不能寐。
为了睡好觉，他一般晚上都去村子外的桑园里过夜，直到中午才回村里。
看管桑园的老头，是阿炳母亲的一个堂兄弟，每天他总是给阿炳准备一小捆桑树杆，让他带回家。
这是他们母子俩每天烧饭必需的柴火，也是儿子能为母亲惟一效的劳。
那天，阿炳被我临时喊回来，匆忙中忘记给母亲带桑树杆回来。
一个小时后，阿炳已随我上了游艇，就在游艇刚离开码头时，他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，焦急万分地朝码头上高呼大喊："妈，我今天忘忘记给你带柴火了，怎、怎么办"游艇才离开码头，我还来得及掏出20块钱，塞在烟盒子里，奋力抛上岸。
阿炳听到我做了什么后，感动得滴出泪，对我说："你是个好人。
"这件事让我相信阿炳并不傻，只是有些与众不同而已。
说真的，那天村子里起码出动了几十个人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的，他们一直把我和阿炳送到码头上。
当他们看见游艇一点点远去，确信我不是骗他们，而是真的把阿炳带走了（去培养他当调音师），我想他们一定以为我也跟阿炳一样是个傻子，要不就是个大坏人。
在乡下，老人们都说拿什么样人的骨头烤干，磨成粉，做出来的药可以治什么样人的病。
换句话说，拿阿炳的骨头做成药，可以叫成群的像阿炳一样的傻子都变成聪明人。
而我有可能就是这样一个人，想用阿炳骨头做药的大坏蛋。
不管怎样，有一点我想陆家堰的村民们是万万意料不到的，就是：他们认定的傻子阿炳即将成为一个撼天动地的大英雄。
08尽管钱院长，还有我们吴局长，对我带回来的人存在着生理缺陷这一点早已有一定心理准备，但当阿炳亲身立在他们面前时，他们还是感到难以接受的失落。
由于旅途的疲劳——一路上阿炳连眼皮都没动一下，他在嘈杂的人声里怎么睡得着——和旅途中造成的脏乱，以及由于心情过度紧张导致的面部肌肉瘫痪，再加上他病眼本身就有的丑陋，阿炳当时的样子确实有些惨不忍睹，可以说要有多邋遢就有多邋遢，要有多落魄就有多落魄，要有多怪异就有多怪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