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什么办法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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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  1968年12月17日,我们六个同班男同学从武汉十五中坐上武钢工宣队送我们的大卡车,在北风与泪水中告别了武汉与亲人,开始了接受再教育的历程。

    上午十点,十几辆运矿石的敞蓬大卡车从十五中的操场起程,车一出校门就象是放疆的烈马狂奔,送行的人流随车向前,最终全变成一个个小点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男人必定是男人,车过武汉长江大桥,那种忧郁的情感就已经荡然无存。一种对新生活的渴求,对文革生活的厌倦,让我们内心涌动着从未有过的激动与豪情。感性中的田原风光及想象中的广阔天地,充满了太多的诱惑。

    事情的发展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,憧憬一天天的被剥落,繁重的体力劳动之后让人无暇顾及四周的景色。(93年当我重返那里时,才觉得那特美。)老贫农粗俗的黄段子就是再教育的课本,缺油缺粮的生活就是学习的课堂。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没完没了的延续着,特别是半年过后,没粮吃的日子常让我们反省。细想一下,农村人没你们几个城里的孩子,他们也种那些地,你们的到来却让他们在那不多的口粮中不得不掏出一部分,他们心里也是不舒服的。双方都很无奈,受苦的最终还是我们。好在我们和牛做邻居,喂牛的谷草中总有没打干净的谷子,我们就喂养了几十只鸡,我们不用过多的喂食,鸡也能长得肥大下蛋。下放后第一个春节刚过,我们就到附近的农场买了几十只喂养了一个多月的小鸡,这种鸡特别容易喂活。鸡窝就修在知青的小屋里,我们也怕别人偷。白天鸡全在外打食,只是生蛋时才回屋里来。养鸡这条思路是我们几个在农村不多的正确的选择之一。

    虽然缺粮缺油,同工不同酬常让我们心中不畅,但我们却是乐天派,那时我们一天到晚总是乐哈哈的,我们没有好的歌喉,没有好的乐器,但我们有颗年轻的心。我们常能将一首歌唱成n个调,连蚊子听了我们的歌都不愿进我们住的破屋。(我们那小屋没蚊子,是因为我们每人每天收工后,都将杀虫剂背一桶回,将整个小屋及四周都喷上一遍。)再苦再累,小屋每晚总能飘出歌声来。

    我们下放的村子离汉江码头不远,是来去武汉的必经之路。天下知青是一家,不管认识还是不认识的,都喜欢到我们那竭脚。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没法留他们吃饭,因为我们太缺粮了。要是很知已的朋友们来了(全是男生),下午也就不再出工了,我们就去买几瓶白酒和一斤粮票的副食,然后杀上两支公鸡(拔毛去掉内藏后每只都在四斤以上),炒些鸡蛋,再多做些青菜,将两张桌子拼在一起开始喝酒,边喝边吹,天南地北,无边无际,就是没人谈女人。在几分的醉意中,将桌子捡个空,将空瓶在桌上用力的转动,然后静观瓶子停下,看瓶口对着谁。凡是被瓶口指到的人,就得唱歌,不会唱也得唱,实在不行就学狗叫,接下来就该他转瓶子,依此类推,直到深夜。这到后来竟然成了我们小组的保留节目,一年总要进行几次,还有的朋友们带上食物到我们小组来热闹,我们当然还是要杀鸡的。玩到深夜睡觉总是个大问题,人多时,我们那每张小床上不得不睡三人。到70年大招工后,人才慢慢少下来。

    在农村三年的时光中,我们就是这样排解心中的不快,我们常常自我解嘲——当心灵要歌唱的时候,那、又有什么办法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