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57章 文武之德

安化军 / 著投票加入书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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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,徐平这一生,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对一件事如此郑重,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

    在前世,徐平常听人说宋朝是重文轻武的时代。能背几首诗词,好拽两句文的人对这样一个时代心向往之,而对这个朝代对外的窝囊痛心疾首的人,则恨之入骨。

    这个时代是不是重文轻武?是的,而且其严重程度远非徐平前世所能想象。但是程度超出徐平意料,内涵却与前世的理解大相径廷。重文轻武,并不是文官歧视武将。

    要理解重文轻武是什么,必须就要知道这个说法起自何方,为什么出现。这个说法非起自汉族王朝,要追其源流,就要从一个谥号里有一个“文”字的少数民族帝王说起。

    拓跋宏,后改姓为元宏,北魏高祖,谥号孝文帝。这个人在徐平前世的历史课本上大书特书,他是民族大交流、大融合的代表人物。在其主政时期,鲜卑北魏迁都洛阳,开始了被史书称耀的“孝文帝改革”。改革内容史书已有详述,简要来说,就是政治制度学习汉族王朝,鲜卑改汉姓,易汉服,习汉礼,移风易俗。两个字概括,就是“汉化”。

    交流与融合从来不是单向的,也不可能单向。有汉化,就有胡化,就有反汉化,就有反胡化。自孝文帝后,入主中原的胡人反汉化,和中原汉人的反胡化,与一部分胡人的汉化和一部分汉人的胡化同时进行。后来的隋唐两宋,均是这一进程的产物。

    孝文帝改革是入主中原的鲜卑人主动汉化的高潮,在他之后,立即进入了另一个反汉化的进程。标志性事件,就是六镇之乱,徐平前世又称六镇起义。

    因为迁都洛阳,六镇军民曾经作为整个王朝人上人的地位消失,心怀怨恨,遂起兵反叛。他们是保留了鲜卑旧俗的人群,认为南迁洛阳的鲜卑上层,兴汉人文治,而忘掉了鲜卑尚武的旧传统,重文轻武。重视汉人文治,重用汉人,重用汉化的鲜卑人,而忽视他们这些鲜卑旧人。只有汉化了的鲜卑人才能当大官,而他们这些保留尚武旧俗不识字的鲜卑旧人被朝廷冷乱,国不是国。这场动乱最终使北魏灭亡,此后中原走马灯一样改朝换代。

    文武轻重之争就是起自此时,文指的是汉人文治,武指的是鲜卑尚武的旧俗。汉化的就是文,反汉化的就是武,以价值取向区分,倒是不分汉人胡人。与此对应,文武谁轻谁重伴随的,是汉化与反汉化。随着民族的交流融合,民族身份不再重要,代之的是文化取向。文包括了汉族的知识分子和异族主动汉化的知识分子人群,他们自认为是汉人,武则包括了本来的异族和胡化的汉人,他们自认为是胡人。

    在这场汉化与反汉化的冲撞中,双方在中原大地你方唱罢我登场,伴随着无数的血腥杀戮。如尔朱荣平定六镇之乱,入洛阳后尽杀汉化的鲜卑上层。

    汉人上台,就排挤宗室,兴文教。胡人上台,鲜卑轻华人,武职疾文士。经过了数百年的血腥斗争,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双方可以接受的结果,就是隋唐。

    此后安史乱起,经过二百年乱世,一个由汉化胡人和胡化汉人组成的军事集团最终崛起。最后由宋代周,赵匡胤依靠这支军事力量一统天下。这支力量的传承,就是禁军。

    历史总是不按人们的意愿来,由于唐朝大量向内地迁入胡族,与以前数百年胡汉争斗结合起来,最终形成了一个由汉化胡人和胡化汉人的群体。而本来应该融合完毕的胡汉之分,就这么莫名其妙地走到了另一条路上。

    重文轻武在这个年代特别严重,就是因为禁军的力量已经被限制,就像一匹狼被关进了笼子里。从宋太宗之后崇文抑武,上来的新生力量,代表就是文官集团。这个时代的文武之争,依然是数百年前的胡汉矛盾的延续。文官集团对这一点有清晰认知,同样是统兵的武将,岳飞便争取到了文臣集团的认可与支持。双方矛盾的最高潮由王安石变法表现了出来。除了纷纷乱乱的各种改革措施,变法军事上最重要的,就是借着对外河湟开边的军功,着手收拾禁军集团。封桩阙额,行保甲,意欲把这一集团彻底连根拔起。

    历史是一个小姑娘,你左看也美,右看也美,任你打扮。这个意思,是说历史本来是由许多事件交织在一起的,为了说明一个问题,你可以取出一个方面来讲。同样的一件事情,当跟不同的事情联缀起来,表达出来的意思可能就截然相反。当然,历史的背后必然有一个逻辑,不过大多数人对于寻求这个逻辑没有兴趣,历史也只是谈资。但对于现在的徐平来说,历史不是简单的谈资,他需要找出这个逻辑来,这关乎他身家性命。

    历史自有其轨迹,想着我一个念头就可以逆天灭地,这想法不应该在历史进程中。徐平辛辛苦苦,一步步步履惟艰,战战兢兢地做事,最后还是走在了历史的轨道上。他对军队的改革,本质上是在走着岳飞的路,只是具体手段,外在表现不同而已。他对朝政的改革,实际上在走王安石的路,虽然具体施政差别巨大,要做的事情最终殊途同归。

    这件事情有多难?徐平只要想一想自己前世理解的重文轻武,和这个年代的重文轻武有多大差别,就不寒而栗。自己要解决的事情,可是在一千年后还能被改得面目全非,完全引向了另一个方向。这要面对的阻力有多大,可想而知。

    重文轻武被重新提出来,作为王朝灭亡的最大罪证,是在清朝。清朝与鲜卑北魏有诸多类同的地方,六镇之乱导致北魏灭亡让他们引以为戒。提出重文轻武的危害,一在于告诫旗人和汉人入旗者,不可汉化,不然六镇之乱就是前车之鉴。二在于警告汉人,你们从祖上就是只有文治,没有武力,好好接受统治,不要造反。

    不是清朝的统治上层逼着别人做,汉族本身的知识分子也自觉地,在这一套话语体系中添砖加瓦。如赵翼《二十四史札记》中说孝文帝:“盖帝优于文学,恶本俗之陋,欲以华风变之。……盖欲兴文治以比于古帝王,不知武事已渐弛也。”

    重文轻武的话语体系,最核心的一点,就是反汉化。这不是胡化,胡化与反胡化的矛盾已经消失,军事体系中从根本的立军之本理论上的矛盾就是汉化和反汉化。

    用重文轻武导致武事废弛这套话语体系来论述古代王朝,是不能追到异族入中原前的汉朝和汉朝之前去的,因为这本是胡人军事文化的特点。其兴也勃焉,其亡也乎焉,本来就是草原上千年来不断上演的场景。只是这种军事文化来到中原,最终与中原强大的文化与经济结合起来,立国几十年军力溃烂之后,还能够用中原物力强行续命。

    这其中的关键,是自北魏起,中原王朝传统上所依赖的,汉族的军事文化与制度已经断代。数百年被胡人的军事力量死死压住,汉人自己也失去了军事上的信心,被动主动地接纳了鲜卑带来的军事文化。从那个时候再论兵事,可以看出来跟两汉的明显不同。

    最终汉人的文与胡族的武,在双方的互相作用,交流与碰撞中,一起揉合出来一个怪胎。汉朝兵民一体的传统从此断代,军队与社会隔绝,成为了一个特殊的人群。他们世代相传,不事生产,靠着兵饷过活。各方接受,是说军外的人为这个群体提供资源,这个群体持刀枪保护军外的人,一如当年高欢说出来的理论。大宋敛天下之财以养军,便是基于这样一个基础。当然事实是他们没有起到保护的责任,索求的资源还越来越多。不能对来敌战而胜之,还索求无厌让国家供养不起,双方的矛盾自然而然产生。

    只有改朝换代的时候,这个群体才有可能被打散,不然牢不可破。原因很简单,这是跟秦始皇收天下之兵一样的路数,不过高明得多。不是收兵器,而是造出这么一个完全寄生性质的人群。他们只能依赖于政权,政权一散,这些人就衣食无着。而且他们是旧政权的帮凶,除非新的王朝要再造这么一个集团,接纳他们,不然他们就只有一死,这是他们所谓忠诚的根本。而天下武力全都收到他们手中,战力再差,也能够压制住境内造反的人。

    这样一个外来文化寄生性质的军事集团,天然带着草原上基因。当有利可图,胜利唾手可得的时候,他们耀武扬威。而一当外敌强大,就畏敌如虎,与敌合作是第一选择。他们本是寄生在自己国家上的,与社会与人民割裂,没有保家卫国的自觉。

    这样一个军事集团,初兴时,可能战力强大,一安定下来,便迅速堕落。能打仗是为了多抢钱,而安定下来之后,只要提笼遛鸟,就能拿着刀从寄生的母体予取予求,又何必委屈自己呢。对外作战一有不利便投降动摇,对内镇压则穷凶极恶,是他们骨子里的基因。

    这样一种文化,这样一个拿着刀的集团,看起来应该是国之大害,人人喊打才是,其实不然。关键在于,这样一个集团,里面的人不事生产,不劳而获,就可以过上中等以上生活,而且是世袭的。从这个集团形成起,就有许多人想过这样一种生活。表现为军事集团只是那时候军力是天下根本,当军力无此力量,也有人想换一种名目继续再造一个别的什么集团出来。只要把这个军事集团的历史洗清,把理论做实,新的集团也就有了基础。

    这个集团也以表现为文人团体,可以表现为宦官团体,也可以表现为商人,甚至银行家,各种各样的名目。只要能够世袭,不劳而获,轻易获得社会资源,就有人向往。南宋灭亡,这个军事集团破产。数百年后,还能够再次以八旗制度还魂,可以想见其生命力。

    这样一个集团的文化,天然带有反汉化的性质。他们可以是汉人,却会反对汉文化进入军中。和平时期,军事力量地位下降,他们会选择卑伏。对朝廷小心谨慎,而对属下则加倍刻薄。对朝廷谨慎以免祸,对属下刻薄以敛财。一旦战起,则以战事胁国家,只顾私利而不顾大义。胜了就耀武扬威,索求无度,败了就垂头丧气,怂恿投降。国家一乱,朝廷权威一失,要么割地自立,要么转身投敌。对国家,对人民,没有任何感情。

    以重文轻武追述古代兴亡,如果是汉人王朝,必把天下丧失的责任推在文官集团的头上。如果是胡人王朝,则就成了因为汉化而灭国,没有保住自己尚武的文化。汉人王朝是重用文官亡的,胡人王朝是汉化亡的,一个话语体系,取向显而易见。这样做不需要从史料上费多少功夫,因为武人集团带有胡族文化基因,汉人王朝必然轻视。这是必然,也是史实。而至于在真正的历史上,这些人分别扮演了什么角色,已经不重要。如果有哪些人跟上面的论断不相符,那就是特例,特例并不影响总体判断。只要你信了,他就真了。

    这套话语体系生命力之强大,让人心生畏惧。在徐平前世,介绍少数民族的时候,如果是汉化程度深的,必然带上由此带来的天生柔弱。如果汉化程度浅的,必加一句这是一个尚武善战的民族。历史上是什么样子不重要,只要顽强地不被汉化就足够了。

    要理解这个年代重文轻武的性质,徐平前世有参照物。

    太祖时曾掌禁军大权的大将党进是胡人这不奇怪,禁军集团本就是由汉化胡人和胡化汉人组成,再强调一遍,要注意这一个人群天然的动摇和投降倾向本不识字。北宋立国之后,太祖提倡文治,有欲要武人尽读书之意。党进查看风向,也想学着说两句有文气的话,表示自己也读书。他在太祖面前留下鲁朴的形象,其实又惯会巴结尚未登基的宋太宗,本就是一个很会投上所好的人。一次上朝,他让人帮着把自己要说的呈辞写在笏板上,事前背熟。结果面见太祖的时候,却又一时忘了,憋了半天说不出来,只好道:“臣闻上古其风朴略,愿官家好将息。”完全词不达意,让宋太祖一头雾水。此事在朝中传为笑谈,他解释道:“我见那些穷措大受掉书袋,我也掉两句,让陛下知道我也读书了。”

    这件事被徐平前世的人拿来作为宋朝崇文抑武,逼着武将出丑的例子。其实党进是不是真地背熟忘了,很不好说,他是个伪为鲁朴而实际善钻营的人。背过忘了,比真地在太祖面前说出来更符合他的人设。让太祖知道自己想掉文人书袋,表示自己赞同提倡文治的风气。而没有做到,说明自己的质朴,从两个方面投太祖所好。

    在徐平前世,恰好有事情与此相映成趣。

    那个时候的很多大人物,甚至有些高级官员,爱在记者公众面前讲英语。其实他们面对的是本国记者,本国观众,说的是本国事情,却非要在话里掺进英语去。这个习惯其实与党进见太祖时的表现没有不同,只是面对局势,低下自己的头颅,向占据优势的集团文化行礼。党进低头的是汉人文官集团,讲英语的人们则在向洋文化致敬。而对于某些身份的人来说,如果如同党进一样想说而说错,则更加精妙,同时讨好两个群体的人。

    明白了徐平前世的崇洋媚外,和由此引起的排外情绪,便就明白了宋朝的重文轻武。

    五代初期是胡族势力占上风,便就重武轻文。而随着时间发展,胡族在汉化,便就慢慢向重文轻武转变。到了大宋立国,这一切就已经都水到渠成。文武之争,是汉化和反汉化之争。汉化成为了主流,则重文轻武就是主流。

    如果没有自己的切身经历,身处其境理解,徐平是不会想到重文轻武是这个意义。那个年代重文轻武这套论述历史的体系,已经又换了另一副样子。本来这是异族反汉化而使用的词,在经过移花接木,改头换面之后,完全成了另一个样子。文和武,被替换了文官集团和武将集团,而后发挥。重文轻武本就是汉人王朝的事实,史实俱在,连史料都不需要东找西找,只要把结论换掉就可以了。

    会给徐平造成这样的困惑,自然是历史这个小姑娘,怎么打扮都看着顺眼。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,在宋和之前的朝代,汉族势弱,异族入主中原的时候,拥抱异族文明,主动胡化的汉族人群,表现出来的身份是武将。而在徐平前世,国门大开,最先被外面的花花世界耀花了眼,崇洋媚外的人,表现出来的身份恰恰是武将的对立面。

    内在身份的重合,而表现出来的外表又恰好对立,相距千年的人群产生了共鸣。重文轻武这个话语体系,被重新打扮一番,来抬升前面两千年他们同路人的地位。曾经是异族用来防汉化的这个词,打扮成了汉族文化基因里的软弱,从根子上证明汉族文化劣等。

    而由此引申出来的,便是汉人不要再犯重文轻武的犯误,积极拥抱新文明,迎接新时代。那个打扮成军事集团的寄生群体已经烟消云散,但放下刀枪,拿起毛锥子,他们的同路人又在用另一种方式,幻想着再建立一个披上别的什么衣服的世袭集团。

    徐平自问,前世自己这种小人物自不足论,就是那些大人物,又有多少人敢信心满满地做自己现在要做的事?而禁军集团,比前世那些不成气候的人不知道顽固多少。

    徐平并不能一一预知自己将面对的困难,但他能够体会到,在前世做这类事情,将会有多少艰难险阻,滔天巨浪。一个不小心就粉身碎骨,甚至还要从历史里抹掉名字。

    丈人林文思给自己取字云行,寓意“云行雨施,天下平也”。取的时候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,徐平却真地要背起这个“天下平也”的责任。他不敢奢望为万世开太平,但最少在面对外敌的时候,不能再如历史上一般,让这个寄生的军事集团御外敌疯狂敛财,上阵全不用命。当无法支撑便摇身一变,为敌前驱,在已被解除武装的中原大地上烧杀千里。

    永嘉之乱,中原陆沉,这片大地已失汉人武德。徐平要做的,是在中原大地上,再把汉人的武德立起来。如果天有文武二德,这就是再造天地之举。难与不难,其间自知。

    汉人的军制其实也简单,无关募兵征兵,无关常备征戍,而是在文化底层、心理上面与这片土地合为一体。兵就是民,需要他们穿上戎装就穿上戎装,需要脱下来的时候就脱下来。穿上戎装是兵,脱下戎装是民。以后当不再有武人,不该有人跳着脚说“吾辈战争夺富贵,马上觅封侯”,只有面临外侮,上阵浴血杀敌的子弟兵。

    兵民本一体,只是手中拿着的东西不同。外敌来侵,自当奋起抵抗,不问待遇,不问自己的前程,因为这本是自己的责任。

    子曰,吾道一以贯之,忠恕而己矣。拿起刀枪为国而战,是民的忠。对有功者封爵厚赏,是国的恕。民失忠,则加以刑戮,国失恕,则群起而攻。

    这种军事文化之下,表现出来的核心,便是不许兵将世袭,军中不能全赖阶级法。

    出现历代从军的将门很正常,只要这是在正常的军制之下。但是,军中不能兵将全来自于同一个集团,世代相袭。

    便如这个年代,文人投笔从戎是没有机会的,没有上面的人赏识你,老死也只能是一个小兵。以军功升迁,首先你得有计军功的资格。阵前杀敌朝廷计功,如果只是士卒,那么赏钱是给你的,军功升迁则是统兵官的。而在军中,小卒基本没有机会成为统兵官,能够改变身份的,最好是升为班直。不管是历史上的狄青,还是天都山下战死的任福,他们能从小卒成为大将,都是从班直外放兵职。

    班直不能类比于后世军校,因为军校是向全民开放,为军队服务,而班直不是。把军校变成班直的形式,向社会封闭起来,就会形成军队脱离国家和社会的倾向。而在脱离于国家和社会之后,军队就有了与统治者个人结合的需求,不管这个人称皇帝,还是换一个名字。只有与最高统治者结合,才方便他们把社会资源自己转移。这种结合不是对统治者的忠诚,忠诚只是外在表象,一旦向他们转移社会资源的能力不足,他们就会换个主子。

    统治者喜欢这么一个集团,就是因为表象的忠诚。只要你还有钱给他们,他们就是你最忠心的奴仆,欢天喜地执行对内镇压一切反对力量的使命。外战输了不重要,只要你付的价钱还是能比别人高,地位依然固若金汤。只是天下之财有限,而人的贪欲无限,终有一天统治者会给不起价钱,他们中的很多人会摇身一变,去找那个给得起钱的人。

    这样一个群体,战斗力会飞速下降,天下之财会被很快消耗。这中间的平衡能力,加上各种因素,便就成了一个朝代存续时间长短很重要的因素。混一宇内,外无强敌,付出的成本便会小一些。强敌环伺,则很快天下就无法承担。敛财能力强的政权,支撑的时间长一些,而敛财能力弱的政权,则就迅速灭亡。

    大宋敛天下之财以养兵,连皇族都要忍耐让步,更何况其他群体。支撑这样一支军事力量的能力,自然也就强那么一点点。只不过这支军事力量是为了镇压内部而生,面对外敌天生就没有战斗力,稳住了内部,最终还是要被外敌灭掉。

    军队是一个特殊群体,必讲阶级。但如果所有事物、管理手段只剩一个阶级法,军队也就成了私军,成了统兵官的个人物品。军队对国家的忠诚,就被替换成了统兵官对国家的忠诚。而在以利益收买来换取军队支持的逻辑下,收买统兵官比收买军队便宜一点。

    为谁而战?喊口号是没有用的,制度上保证才可以。在世兵世将,统兵官绝对掌控一支军队的时候,什么样的口号都没有用。军法执掌者为什么要独立于统兵官之外?就是要监督制度的执行。徐平设军法司,本就是沿自汉朝的军法正。

    一切行动听指挥,和服从是军人的天职不是一个意思。前者说的是军人的责任,后者说的是军人是统兵官的奴隶。指挥不来自统兵官个人,而来自于他这个身份,来自国家赋予他的权力。个人和职务要分清,制度首先要确保这一点。

    天下大事,在祀与戎。战争是国家大事,军队是国之重器,岂容几个野心家当成自己搏封侯夺富贵的工具。兵哪怕当一辈子,也只是穿着戎装的民,而不是脱离于社会,与国家和民族无关的一群世袭之人。兵民一体,只有在这个逻辑之下,战功封侯才荣耀。

    永嘉之乱,衣冠南渡,中原陆沉,巨大的军事打击之下汉人的军事传统丧失。如果说天下有文武二德,则自那个时候起,汉人已失天下武德。

    民族的交流与融合,不可能是简单的汉化,单向何谈交流?在这个过程中间,有胡人的汉化,同样也有汉人的胡化,同时还伴随着反对的思潮和行动。这种军事传统和政治结构的形成,便就是在各族势力、文化、利益等方方面面的交流与碰撞中完成的。

    说这种军事传统带着胡风,不是说他就是鲜卑人带着来中原的,而是在入主中原之后发展出来的。这里面有胡人风俗,自然也有汉人贡献,特别是北地世家大族和汉族文人。

    小时候看电影,坐下之后问大人的第一句话,就是:“谁是好人?谁是坏人?”小孩子需要用这种思维来认识世界。但面对滚滚历史洪流,还要用这种思维,硬要从里面找出谁是好人,谁是坏人来,就只能是自欺了。

    如果把汉人和主动汉化的胡人统一称为汉人,把胡人和主动胡化的汉人称为胡人,那么在这个交流、融合、碰撞的过程中,胡人提供了军事实践,汉人文人建立了理论基础。

    当然这是指一个大概,军事理论也有胡人功劳,汉人同样参与了实践。

    理论是依据于实践而生,从属于实践,从而指导实践。认为天生就有一个真理,你只要能够找出来,便就天下太平了,中国人没有这种文化传统。天道有常,而世事无常。天道虽有常,却无法捉摸,只有无常的世事,才能够提供你去理解天道的途径。

    首先是新的军事实践代替了以前传统的军事实践,才产生了新的理论体系。

    在徐平前世,有很多有文化的人,一谈军事,必是开口亚历山大,闭口拿破仑。如果你问他中国传统的军事文化,他会一脸不屑地弊夷:“垃圾,有什么好讨论的?”

    打败了,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,就是败了,必须要面对这样一个结果。勇敢者努力地站起来,拍拍身上的尘土,继续上路。而懦弱者,则从此就站不起来,趴在胜者的脚下。

    当年中原陆沉后,也同样有大量的汉族文人像后来谈论亚历山大、拿破仑一样,谈论着杀进中原的胡人将领。不知道因何而败,自然也就无从谈起如何去取胜。然而终究还是要一条出路,那只好从敌人那里去学习了。

    坚守着自己的文化印记,带着自己文化里的基因,再去学习,知其然,并知其所以然才是真正的学习。如果把模仿当作学习,看见敌人这样做了,所以打败我了,我只要也这样做就可以了。这不是学习,这只是动物的应激反应,最多带了一点人类模仿的智慧。

    历史的进程总是由一对又一对的矛盾构成,哪个方面,哪种矛盾是主要的,是认识历史首先要搞楚清的。天下大事不是只有战争,但是在战争里,不管是理论和实践,汉化和胡风却是一对主要矛盾。这里的胡风不是说禁军集团依然是胡人,他们是汉人,进入中原的胡族汉化已经完成。或者换一种说法更贴切,因为还带有胡风,继续汉化还是反对汉化是此时军事理论和实践中的主要矛盾。

    历史大势当中,不要用小孩子的思维非要找出好人坏人来,而是认识实践,抓住主要矛盾。徐平是认为禁军集团这个整体是阻挡他更进一步的敌人,但禁军里的每个个体,每一个人,不管是将校还是士卒,徐平并无成见。

    任福忠勇奋战而死,徐平给以最高殊荣,致以最大的敬意,并不会因为他是禁军看低了他。谁是敌人,谁是朋友?禁军整体是敌人,但禁军中的某些将领有可能是盟友。即使不是盟友,他尽了自己的职责,做出了自己的牺牲,依然可敬。

    韩长鸾是北齐后主高纬的权臣,是个胡化的汉人,他和他的同伴最喜欢说的话,是:“狗汉大不可耐,惟需杀却!”

    这支禁军的源头,就是这样的群体,只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地变着颜色。在历史的进程中,他们的作风、习惯、风俗不断在变,但反汉化的本质没有变。

    徐平抬起头,看着不远处的青山,两山之间一条谷道,直通大漠草原。他将从这里向北杀去,元昊已不足论,下一次将迎契丹大军于两汉故边塞。

    徐平知道自己今后的日子将艰难无比,哪怕知道皇帝赵祯和文官集团会站在自己这一边,依然是如履薄冰,稍有不慎就粉身碎骨。但他依然选择挑起这副担子,不能退缩。怎么能够退缩呢?再难也要扛着走下去。

    没有办法,自己是一只汉狗啊,将要面对的人觉得大不可耐,总不能引颈就戮。自己一死不足惜,总还要顾念妻儿,顾念那些对自己寄予厚望的人们。陇右军一路打过来,路边总有百姓焚香以迎,徐平要报答那些香火啊。

    要想彻底地改变禁军,就要先打败他们在北方的精神寄托。灭一党项,堂堂列阵于阴山之下,迎战契丹大军。败了,徐平以死谢天下,自己才不足,该死!就如任福所说,我为朝廷大将,不能带兵灭贼,已是死罪,其余何足道。胜了,对于徐平来说就是一个新的开始,所有的一切就都可以从容去做。对于契丹,败了,则一切就已经结束。

    回过身来,徐平取出自己都护府的符令,朗声道:“甘昭吉,出列听令!”

    甘昭吉两腿发软,强自奋起,跨出班列,叉手唱诺:“末将甘昭吉,谨听都护令!”

    徐平把符令交予他的手中,厉声道:“自镇戎军至庆州,五百里,我给你三日限,快马到那里。晚一天,杖二十,晚两天,杖五十,晚三天,杖一百!逾期三日不到,则你派身边亲随提你人头,回都护府缴还军令!”

    甘昭吉咚地跪在地上,叩首道:“末将何胆,敢违都护军令!”

    徐平看着他,沉声道:“敢与不敢,皆不须言!我已宽限你时日,违限,死罪!你持我军令,捧都护府天子剑,飞马赴庆州。令许怀德,自你到日,五日内点齐兵马。何军该发何军不该发,自有名录付于你带去。自第六日起,许怀德当统点集起来的兵马,沿马岭水北上,取环州,趋韦州。我这里大军即日北上,我到韦州日,许怀德当至。不到,死罪!”

    甘昭吉叩头道:“谨遵都护军令!若违令,死罪而已!”

    徐平微微点了点头道:“此去庆州,汝监许怀德军,有进无退!一人退,杀一人,全军退,杀全军!你做不到,我杀你!”

    甘昭吉拼命在地上叩头,高声应诺。他当然听得出来,此时的徐平已经杀气腾腾,说杀人就是真要杀人,不是吓唬你。徐都护为人和蔼,但只有一点让人害怕,认真起来吓人。

    徐平又道:“自许怀德大军拔营起程,当日行三十里。不足三十里,你面责。两日行不足六十里,杖三十。三日行不足九十里,杖一百。连违三日限,斩!你捧天子剑,代吾为天子使,监其行军进止。杖刑你亲验,死罪你持剑斩其头!做不到,我砍你的头!”

    甘昭吉只是拼命叩首,连连应诺。徐平用这个态度来说话,别说是要砍他的头,就是要把周边各国王的脑袋全砍下来,甘昭吉也是深信不疑。徐平从来没有如此严肃过,但他与这次有稍微相似的几次,一灭番落禹藏部,二败元昊卓罗城,三在天都山下亡党项精锐。

    徐平从来没有吓唬过自己属下将士,也没有吓唬过甘昭这些特殊身份的武官。他这样正式说话的时候,真不是吓唬你,说杀人那就是一定要杀人的。

    此次北上,徐平不但要灭掉元昊,还要把自己管下的所有军事力量统合起来。许怀德统下的数万禁军精锐,是徐平要处理的。如何处理,只看此次攻韦州的战事如何。

    人哪,感觉最幸福的时候是浑浑噩噩,诸事不管,只求一个吃得开心,做事顺心。但当有一天你跨过了这一步,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,要去挑起一副千斤重担,偶尔还会怀念起以前的幸福时光,但让你把这副担子卸下来,却是怎么也不肯的。

    人这一生,除了追求好的生活,除了追求满足私欲,还有一种东西叫责任。

    来到这个世界,徐平想的是一世富贵,甚至连子女的未来,他都觉得要自己争取。门阀没了,世家已经消散,何必要去为这一个并没有什么光彩的传统还魂?徐平会给自己的儿女以最好的教育,最好的环境,但他们的未来,需要自己去挣出来。想要躺着世世代代富贵,徐平大儿刮子扇出门去。我给了你们这么好的条件,想要的,自己挣去。

    这样想,徐平越发觉得世兵世将的军事世袭体制碍眼。此次北上,觉得得会帮自己的人真帮了自己,战事一切顺利自然好说。但如果不幸,盟友并不是盟友,大军北上战事不如自己的预期,后果就能预料。但徐平不会后悔。哪怕因为这一个决定,粉身碎骨,他也在所不惜。前方是刀山火海,万丈悬崖,他还是要义无反顾地走下去。

    嗯,用前方的党项和契丹人的话说,自己就是一只汉狗。你如何看我,与我何干?我既如此,就当背起这样的责任。我有这个机会,我能冲上去,那我就冲上去了,一切就让鲜血来证明吧。我血流尽了,甚至后世考证出来,我徐平不是为了自己的责任,而是为了自己的私利,裹胁将士们去打无谓的战争,又如何?还是任福的那句话,今日我为统军大将,率二十万将士,决战于大漠荒原,败了,我本就该死!

    该死的人那便就去死了。如果苍天有幸,祖宗有灵,不让那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,那我自要还这世界一个朗朗乾坤。文成武德,善莫大焉。

    大丈夫,取富贵如举手之劳,殚精竭虑蝇营狗苟为五斗米岂不羞耻!今居高位,手握重兵,自然需为天下谋,为众生想。性命,也不过尔尔,有何所惜!

    贺兰踏破荡阴山,十万天军渡萧关。富贵封侯何足论,纵军驱马勒燕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