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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明驻日公使何如璋失望的走出日本外务省，他的外‘交’活动失败了，日本表示一旦大明跟美军开战，日本将严格遵守中立法。。
何如璋拉拢日本表示，美国不但排华也排日，大明如果跟美国因为排华问题爆发战争，日本也可以从中受益，大明希望日本能在对美作战上，跟大明结成同盟，为亚洲人，黄种人争取生存权力。
可是日本表示，日本没有加入战争的条件，日本将保持中立。
何如璋多次游说，都没能说服日本人，日本始终表示将坚守中立。
这意味着一旦开战，大明将无法利用日本的港口。
何如璋不知道的是，他跟日本的‘交’涉，在日本政fǔ高层引起的震撼，大明已经打败了法国一次，那次大明胜利之后，日本文化界的反响强烈，正面的声音为主，他们看到黄种人打败白种人，危机感强烈的日本感到了鼓舞，这意味着只要变革下去，同为黄种人国家的日本也能变得强大，从而摆脱被白人瓜分的危险。
这就好像日俄战争后，对世界非白种人国家的鼓励一样，日俄战争之前，虽然嘴上不服气，但却受到白人至上主义的影响，看到白人在全世界横行，在所有地方高人一等的样子，在非白种人心中造成的自卑‘阴’影十分深刻，日本的胜利，让大家都看到了希望，原来非白种人弱，并不是因为先天的人种低劣，只要通过改革和努力，也是能变强的。
但日本国小心大，或者说自尊心强，日本文化界在欢心之余，也十分担忧。
日本思想教父福泽谕吉不断的提醒日本人，日本不能被支那国家所遮蔽，他在1884年就发表了文章，《日本不能被支那所遮蔽》，对西方人一提到东亚，只会提大明和满清十分忧虑，感觉日本被庞大的东亚大陆的倒影所遮蔽，还声称支那人的卑躬屈膝寡廉鲜耻这笔了日本人的侠义，朝鲜人的残酷刑罚会让日本人也被人认为无情。福泽谕吉的文字中，一方面包含着在大陆国家面前的盲目自大，另一方面则表现出在西洋人面前的过度自卑，极其在乎西洋人的观感。
日本的明治维新虽然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上西化的很彻底，但却抛弃了自己的根，好像在茫茫大海中找不到回家的方向一样，‘迷’茫、无助、恐慌。
尤其像福泽谕吉这种西化的人物，更是极力鼓吹日本要全面西化，极力歌颂明治维新中的种种事业，完全蔑视大明的改革和满清的洋务运动，其实这已经不是从文化本身去考虑问题了，而是从思想上在考虑问题，是意形识态之争，因此他极力在来源于中国的东方文化前表现的极度高傲，把东方文化贬低的一钱不值。
不再使用传统称呼将大陆称之为中国或者唐国，改称之为支那或者支那地区，连大明都包括在内，显然他们不希望用中国这个比较有历史推崇‘性’的名字在描述大陆国家。
为什么要这么做，第一是这货思想西化，真的是看不上传统文化那一套，不希望日本人继续沉浸在传统的礼仪文化之中，希望鼓动日本人‘性’格中的兽‘性’，推行军国主义。
他不但对中国文化表现的鄙夷不说，还要求日本人应该摒弃几千年来的唐化成果，写文章《有支那‘色’彩的东西应该摒弃》进行呼吁。写《文明论》抨击传统文化，将人类文明分为三类，未开化，半开化和文明开化三种，他们认为原本的日本属于半开化，随着学习西方文明，日本开化了，而中国和朝鲜还是未开化国家，日本有必要用軍队帮助中国和朝鲜开化，显然这货的最终目的是鼓吹进攻大陆。
最后形成的思想正是所谓的脱亚入欧。
日本正是有一群这种盲目媚外的家伙，即让日本人在进行革新的时候，可以放下思想爆发大刀阔斧的西化，同时又大肆抛弃了旧传统，也失去了文化自信心，心态极度自卑，甚至有种要求引进欧美人种改良日本人种的舆论，直接就认为日本人种是低劣的了。
这就是没有底蕴的国家容易犯的错误，衰败时盲目自卑，兴起时又盲目自负。
后来在日本留学的鲁迅等人也沾染了这种‘毛’病，连中国文字都要废弃，认为唯有这样才能彻底改善中国文化，因为那样的话，中国人就不会读懂古书了，也就不会被旧历史，旧思想所束缚。
几年前，朝鲜发生了壬午兵变，满清和日本同时出兵朝鲜镇压，福泽谕吉那时候就开始鼓动战争，写文章《支那士兵罪责难逃》，声称满清士兵杀害日本在朝鲜的‘妇’‘女’儿童，还写了《一旦开战，胜券在握》给日本民众壮胆，还告诉民众不要害怕支那人的报复等等。
这货的理论在日本很受欢迎，可是大明也在变革，他为了贬低大明的变革成果，还是下过本钱的，前几年到大明游历了一番后，回国写文章告诉日本人说大明的变革不过是一种假象，面子上糊上了西方文明的表皮，骨子里还是那一套腐朽的文化，他主要依据的是大明普及教育的教材中大量教授四书五经，他告诉日本民众，在日本飞速革新教育，采用最先进，最文明之西方教材教育自己的学生的时候，大明反而在大肆兴办寺子屋。
日本的寺子屋在日本教育历史上功不可没，主要都是民间教育机构，一般为寺院创办，免费或者只收少量学费，教育平民子弟读书，很多穷人家的孩子从小就放在寺庙中读书，好像寺院里的孩子一样，所以叫做寺子屋。
这种寺子屋并不正规，教授的知识主要看寺庙的教师水平，大多还是教授传统的儒学，同时为了孩子的生计考虑，他们还传授给平民一些实用的农业知识，很受普通百姓喜欢。
日本明治维新前之所以能有超过百分之五十的识字率，就是这种寺子屋的功劳，在日本全国大概拥有以那16560家寺子屋，由于是寺院，所以老百姓都比较放心，‘女’学生也愿意送去学习，所以寺子屋的教师和学生都有相当数量的‘女’‘性’，这让江户末期日本的识字率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准，1850年统计的就学率高达70％-86％，而大明推行普及教育二十年的时候，才勉强达到这个水平。
明治维新之后，日本政fǔ打着西化的大旗，连这种优良传统也看不上了，看不上传统的教育方式，要求革新为西式学堂，1872年9月，文部省颁布了教育改革法令《学制》，明确宣布要在全国普及小学，把全国分成80个大学区，每个大学区设大学1所，中学32所。每个中学区设立小学210所。全国办8所大学，256所中学，53760所小学。实际上他们知道21世纪，也才建了两万多所小学。
但新教学令，要求废除寺子屋，强行要求学生转入政fǔ开办的西式学堂，结果不但没有受到百姓的欢迎，反而是大加抵制，老百姓觉得孩子挤在一起听天书一样听老师将西方科学文化，什么都没有学会，完全没有用，还不如寺子屋中教的农用学问呢。
结果导致老百姓不愿意将孩子送进政fǔ办的学堂，1873年小学就学率只有28％，1890年才达到50％，直到1905年才达到96％，超过了寺子屋时代的入学率。
另外政fǔ办学经费，还主要是向穷苦的老百姓征收，这更让老百姓不满，出现了大批捣毁学校，袭击教员的事件。
不过他们倒是成功的摧毁了所有的寺子屋，通过一项法令，将设立寺子屋的大批神佛合一的神道教寺庙，进行了神佛分离，推行日本本土的神道教，而排斥已经跟神道教融合到一起的佛教。
日本称之为“废佛灭释运动”，大批佛寺全毁，多数寺院的佛像、佛具被毁，僧侣转职为神职人员，直到1901年，这场佛教文化灭绝运动才结束，而就在这一年，日本一家寺庙重开了寺子屋‘性’质的学校，帮老百姓照顾和教育孩童，但已经改名叫幼稚园了。
后世一提明治维新成功的原因，必说日本重视教育云云，大体上没错，日本是通过引入西方教育方式，短期内培养了大批工业化人才，可他们的教育也是走了弯路的。很大程度上，日本工业化成功不是教育的成功，反而是工业化的成功带来了教育的成功。
福泽谕吉批评的大明普及教育为寺子屋，展现的还是日本人对本国旧传统的鄙弃，认为寺子屋就是不好的，这主要是‘精’英的心态，一切向西看，凡不是西化的就不是好的。大明坚持了旧道德教育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朱敬伦向士大夫阶层进行的妥协。可也绝不是完全传统的旧学，主要教的还是数学等基础科学。
不过福泽谕吉将大明教育比喻成日本的寺子屋教育，一定程度上给他打击大明改革找到了理论依据，他的目的还是维护日本式改革的正确‘性’，担心日本政fǔ和民间受到大明影响，而回到旧教育的老路上。
但是大明打败法国，让福泽谕吉这老小子很尴尬，很多依然对传统儒学抱有好感的文化学者发文质问他，为什么寺子屋的大明打赢了法国，而不是已经福泽谕吉口中“不断地采用西洋文明的利器”的日本打败了白人呢。
福泽谕吉很是低调了一阵，但随着大明跟美国关系变得紧张之后，他又开始活跃了，他鼓励日本政fǔ要趁着大明跟美国‘交’恶的机会，找机会“开化朝鲜”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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